朱子在注解《论语》中子在川上曰：‘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这句话时说：天地之化，往者过，来者续，无一息之停，乃道体之本然也。

⑩朱熹：《周易本义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9年，第257页。可见德义是孔子解《易》与祝卜观《易》的最大区别之所在，而刚柔思想正是《易传》最重要的德义，一切其他德义皆以此为根据。

有使人者，有事人［者。恐以守功，敬以承事，知以避患……（41）这里的三句子曰加起来可谓一篇系统的刚柔论，其核心同样是以刚柔观念解释易理，它将刚柔相济提升到万物之义的高度，指出过刚与过柔的结局分别是亡和沉，且以天地为例指出，刚健僮发而不息之天，如果无柔救之，不死必亡。对于刚柔概念与《易传》思想及其与孔子关系的分析，不但使我们得以从思想史的角度理解了从《易经》到《易传》的转变过程，而且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孔子在这一进程发挥的作用，把握孔子晚而喜《易》后所发生的思想变化。（38）有关孔子晚而喜《易》后的思想变化，参见赵法生：《孔子晚而喜〈易〉与其晚年思想的变化》，《哲学研究》2012年第2期。（《周易·系辞下》）孔子认为吉凶与祸福相互转化之幾就在人自身态度与意识之中，君子趋吉避凶必须见幾而作，见幾而作的关键则在于通晓刚柔之理。

（35）徐复观：《中国人性论史（先秦篇）》，第493页。对于两爻爻性和六爻爻位刚柔属性的判定，为《彖》和《小象》重新解释《易经》的吉凶悔吝提供了思想前提，也为《易经》提供了新的诠释典范。他自称述而不作，实际上是以述为作，创立了儒学。

此后，许多书院仿照此学规以为学规，就不是偶然的了。为学之要是学习方法，归结到笃行。弟子有三千之多，其中大贤七十二人。处事与接物之要，则是儒学的核心价值仁与义的具体体现。

太学生也能对政治发生影响。这是书院的根本精神之所在，与读书做官、读书求利的工具教育有根本区别。

圣人与大人，是为人的最高标准，书院教育就是以此为培养目标。与此同时，宋初三先生中的孙复、石介，亦开科讲学。其实，早在朱子之前的北宋初期，有些书院就立有学规。书院的首要功能是教育。

国朝官材取士之法，进士而已，虽间设科目如所谓贤良方正、博学宏词者，特以疑文隐义固于所不知，……甚者至于不复读书也。北宋初，掀起了儒学复兴运动，涌现出一批儒家学者、思想家，他们以儒家经典教授于各地，随之便出现了很多书院。[11] 但是，从《朱子语类》等记载来看，师生问答讨论之间，涉及政治时局方面的内容并不少，有些是通过评论历史人物及政治得失体现出来的，有些则是直接讨论现实问题的。宋代书院伴随着理学的产生而兴盛，南宋朱熹所到之处，则以创建兴复书院为首务，他以白鹿洞书院所写的揭示即学规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尤其是朱子，一生为官不过九年，绝大部分时间从事书院教育，他的大部分著作也是在书院写成的。[4]《朱文公文集·白鹿洞书院揭示》，四部备要本，卷七十四，第16－17页。

但这些语录是学者们在书院讲授中，以问答形式记录下来的思想成果，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。这次交流，虽因见解不合而散，但是对于发展各自的学说，起到很大作用。

进入近代以后，西方的大学便以传授科学知识为主要手段，知识也就变成工具了。其中，一部分人从政，他们中的很多人，按照儒家的仁民思想，革除弊政，实行惠民政策，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，受到人民的拥戴。一旦上帝的权威衰微之后，人如何挺立，就产生了很多问题。他不仅坚持一位学者的尊严和独立人格，而且在书院讲授和著作中坚持自己的主张。秦朝统一全国之后，实行焚书坑儒，除了《周易》和专门的技术如种树之书，禁止儒家经典在民间流传。[8]《王阳明全集·大学问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，卷二十六，第967页。

比如韩国的白云洞书院，就是在朱子修复白鹿洞书院（1179年）后的第三年仿照白鹿洞书院建成的。朱子主持白鹿洞书院时，又请陆九渊到书院讲学，陆九渊欣然接受，为诸生讲《论语》中君子喻于义一章，朱子大受感动，将其讲词刻于书院的墙上，以流传后世。

儒家虽不能作帝王师，却要维护道统的尊严。为此，朱子对当时的科举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，认为朝廷以文词取士，而士人以干禄为目的，丧失了教育的功能。

朱子斩钉截铁地说，我平生所学，只有正心诚意四字，岂能放弃。从北宋开始，张载、二程，到南宋的朱熹、陆九渊，直到明代的王阳明等思想家，都有这样的语录。

这些地方经常是一家或少数人相聚，读书论道、修身养性，此即早期书院。古代西方的大学也重视知识理性（托马斯·阿奎那），但以论证上帝存在为根本任务。但唐朝的书院还是初创，在其发展演变中产生了两种功能。他们直接参与政治、实施儒家主张的机会很少，主要是通过言论和著述发表自己的主张，以影响当时的政治。

圣人是人而不是神，是人人可以学、可以做到的，因为人人都有成圣的内在根据。说到底，是一种德性教育，即不是以获取具体知识为目的，而是以提高德性、实现理想人格为目的，以修身养性的实践教育为根本途径，其方法则自由灵活而又多样，如读书、问答、讲论、辩论等等都是主要方法，最后则归结为实践。

朱子特别指出，书院的根本目的，是讲明理义以修其身，然后推以及人，非徒欲其务记览、为词章，以钓声名、取利禄而已也[4]。大部分人则在各地从事文化教育事业，培养人才，发展教育，为文化教育做出了贡献。

书院不同于官学，它是由著名学者、思想家、教育家主持的教育机构，相当于后来的私立大学。这与理学即新儒学的兴起有直接关系。

进入 蒙培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书院 。书院制度还随着理学向东亚国家的传播而播迁到韩国和日本。比如后经朱子修复而成的白鹿洞书院，其前身就是唐朝李渤兄弟隐居读书之处，因养一白鹿而得名。这是韩国最早的书院之一。

参加的有朱子、吕祖谦、陆九龄、陆九渊及其弟子。其中的修身与经术，可说是所有书院的共同要求。

这是一种非常灵活而又启发智思的教育方法，这种教育方法是在具体对象、具体情境下进行的，与纯概念的推理不同，它可以产生具体真理。秦朝的教育，实行法家韩非的以吏为师，以法为教，由各级官吏直接掌握教育，教育直接为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服务，教育失去了独立性，也放弃了文化学习。

后因得罪朝廷权臣而被罢黜，他的学说被打成伪学，他本人被打成伪党，遭到迫害。古代书院是开放的，四方学者都可以到书院讲学，如朱子、王阳明等人，每到一地，都要到书院讲学，很多书院都留下他们的足迹。